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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靖 | 要“牛道”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对网传卖秀穗麦棵行为的再思考

杜靖 · 2022-05-13 · 来源:新乡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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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贸易的发达,我们只要有钱就能从国外买到粮食。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增长,模塑了老百姓“不缺吃,不缺喝”或“物质极大丰富”的表象认知。岂不知,这种景象在和平年代可以,但一旦遇到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就可能引发全社会饥饿、恐慌,甚至社会秩序土崩瓦解。

  中国人为什么有爱护庄稼、节约粮食的传统?因为这个民族有挨饿的甚至人食人的深刻的集体苦难记忆。

  中国社会长久以来被实践和界定为一个农耕社会。这类社会的特点是靠土地养活人口。可是,一旦人口到达一个极限,即超越了土地承载能力的时候,就会引起饥饿,然后是战争、瘟疫。特别是在大规模自然灾害爆发的情况下,引发饥饿和战争的可能性会更大。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中国历史上王朝的不断更迭。

  关于灾害与饥荒的记载,中国古代方志中随处可见。如编修于清顺治年间的山西《高平县志》第九卷说:“崇祯十三年夏,大旱,秋无禾稼,飞蝗蔽野,食树叶几尽。至冬天,?(胡蜂)生不绝,入人家,与民争熟食。越明年春,析爨炊子,惨不忍闻。”

  然而,这只是小规模的局部性灾难。19世纪后半叶在我国北方地区爆发的“丁戊奇荒”,是历史上一次特大旱灾,绵续四年,对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山东以及邻近地区造成了重大破坏。有学者研究,这次自然灾害夺去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

  同样是上述所举凤台县,在光绪二年,夏粮歉收,秋粮半成,自秋至冬无雨无雪,最后是三年大旱。《凤台县志》卷四记载:“野无青草,牛马鸡犬皆尽,继食人肉,斗米值钱二千百文,斤面值钱一百四十文,他物称是。房地衣物俱无售主。良田一亩易钱数百文或数十文,无贫无富,一概啼饥。户七万四千九百六十八,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二,该较未荒以前,户则减二万三千余,口则减十九万八千。遗尸遍野,饿骨盈城,或阖室之俱空,或一村之尽绝。”

  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老家是山西南部的沁水县。现存该县龙港镇石塘村大庙里的“灾荒记”碑(立于光绪十四年)曰:“时际大祲,惟光绪三年为尤甚焉。……饿毙日众,尸横道路,有偷寡(按:同“剐”,诱杀之意)死尸而食之者,有诱杀生人而烹之者,甚至妻食夫父食子,骨肉相残,有如此者,……五六月间。人死益众,尸停遍野,臭气难当,且瘟疫流行,染病而死者亦复不少。迨七月间,秋禾渐熟,民始得食。”

  正是历史上绵连不断的灾荒、饥饿,才有如此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笔者老爹已经91岁高龄,生于战乱动荡的民国年间,一生经历了不少匪乱、战争与饥饿,所以,他格外重视粮食,把自己打下来的口粮都存贮在陶缸里。每次回去看望他,都叮嘱我们:“一旦打起仗来,赶紧往家跑,家里有粮食。”一开始我们听了觉得好笑,但随着自己步入老年 且目睹了去年的河南大水和今年俄乌战争中的难民,深刻地体会到“口粮”二字的含义,体会到老爹的话语沉重。

  中国历史上,民间从来不缺乏禁止毁坏庄稼的乡村公约。嘉庆十八年(1813),山西泽州府凤台县南畔社与掌泽社联合立了一块碑,题名为《南畔掌泽合社公议禁止群羊碑》。该碑现保存于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掌村玉皇庙中。碑文说:

  ……若夫我疆我理东南其亩,则固耕田,农夫所仰望而终身者也,而岂牧之者所当求乎?乃今观屡年以来,无冬无夏,每年有群羊入地以采苗,将害视为固常,竟不以为异事。似此意牧害耕,若此之甚,能不早为之计乎?今故南畔、掌泽村合社设立严禁,群羊永远不许入境。嗣后,无论谁何,但有群羊六畜入人地内害人禾苗,公仝议罚,决不姑贷。

  此碑明确告诉我们,当年存在人羊争食问题。其性质与最近这几天网络媒体所报道出来的北方部分省份一些农户出卖秀穗小麦给奶牛场饲养奶牛现象具有相同的性质。古人何尝不知道羊肉好吃?既如此,为何还要力保庄稼,作出严令禁止?实因粮食是根本,肚子填饱了再求美味。深入调查发现,至今当地百姓认为,养羊可以,但羊只能食用地边、沟底、河川、或荒坡处杂草,不能跑到田地里啃啮庄稼。也就是说,养羊利用的是村社中不能开发的公共空间里的“业余”自然资源。将其中人类不能消化的杂草中的营养通过羊来吸收并转化,最后以羊肉羊奶的形式供人食用。这里有一个清晰地分界观念存在于民间意识里。

  西方有些国家地广人稀,可以利用大量土地种植牧草,或者种植饲养牲口的粮食作物。近些年来,国内也有养殖场引进了西方这类经营模式。但说实在的,未必就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一旦形成规模的话,就会加剧本就紧张的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

  近几年,笔者主持国家课题《百年中国体质人类学史》。课题组成员对过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关于中国人群体质生长与发育的测量报告和研究成果表明,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年轻人的体质指标确实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整体素质在提高。主要体现在身高增高、体重加重等方面。这与营养饮食结构的改变有莫大关联:主要是对肉、蛋、奶、鱼类的摄食增多。所以,客观地说,与我国大力推行养殖业有关。尽管如此,粮食仍然是主导产业,养殖则处在“副业”地位。当然,对内蒙古和藏区这样的地方,这个说法则不恰当。或者说,产粮区和畜牧区已经在我国较大地理空间内形成了特定布局,所以,不宜轻易打乱。即,不宜在华北这样的主产粮区,将稀缺而宝贵的耕地资源(相对于赖以为生的密集人口而言)直接用于种植相关作物以饲养牛羊,或把正在生长中的人类的口粮作物用作青贮饲料。当然,我不反对,利用庄稼收获后的秸秆饲养牛羊。更不反对利用收获的部分粮食经粉碎后制作动物饲料。事实上,北方乡土社会一直也是这么做的。但糟蹋未成熟的粮食,让人觉得可惜,且心疼。

  话再说回来,民国年间,华北社会普遍存在青苗会,又叫看青会,即每个村庄用来看护青苗的民间组织。即使1950年代以后的集体化时期,每个生产小队也会指定一名社员专门负责看清,保护庄稼。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向市场社会迈进,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了。西方为了环保,即自己拥有一个清洁的生态环境,结果把那些粗加工的、高消耗的,低效益的,甚至污染较严重的技术产业转向中国(按:把高技术产业封禁在自己国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加工厂。那些从前名不见经传的许多小港口也很快迈入世界大港行列,由此可见其货物吞吐能力和生产加工能力。这样的产业最能切合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因为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尤其随着农业现代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上解放出来,即他们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经年累月地束缚在土地上。于是,这些农村劳动力便流动进入城市或市镇的现代加工技术产业中。在这种情形下,农业不再是大部分家庭所倚重的主要生计谋生方式,退居次位,渐成生存背景,致使许多地方出现了撂荒,集体化时期建立的水利灌溉工程破损殆尽。自然,流行了数千年的看青制度也就消失了。这种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人们对庄稼和粮食的轻视态度,特别是年轻人。同时,也反应了中国社会的某种断裂。

  当然,造成这种心态变化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首先,最明显的是粮食价格的低贱。种粮赔本,尽管有国家种粮补贴,但每亩地从几十块钱到一百多块钱,对每个农户又有多大益处呢?尤其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时代里(按:对国家来说,却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每年要从财政收入中公共支出数百亿),致使大部分农民对种地失去了兴趣。至于粮食价格的低位问题,也不单纯是国家政策造成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个全球性问题,是现代化的一种负面结果。因为,人类自从迈入现代化历程,城市就控制了乡村,并替乡村表述乡村,乡村失去了自我定义权、表述权,以及能力和话语。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也不再由乡村世界定义,而是由城市和工业社会来定义。于是,就造成了长期的工业产品价格高、农业产品价格低的局面。反映在我国当前,就是农民喊的“种地不够本钱”。

  其次,由于国际贸易的发达,我们只要有钱就能从国外买到粮食。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增长,模塑了老百姓“不缺吃,不缺喝”或“物质极大丰富”的表象认知。岂不知,这种景象在和平年代可以,但一旦遇到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就可能引发全社会饥饿、恐慌,甚至社会秩序土崩瓦解。

  北宋王朝不就是如此吗?我们从清明上河图里看到是一片繁荣景象,但当北方的人群南下横渡黄河,东京汴梁瞬间陷落,祖庙荡毁,接着逃难,饥饿,死亡,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份集体记忆。《东京梦梁录》这部书的名字很好地传达出这种集体感受:繁华已逝,金瓯残缺。

  很多人以为当今是和平盛世,距离战争很遥远,其实,战争的氛围对于中国而言,从未有过解除。二战以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信赖资本的西方自由市场社会群体,一个是以红色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为主体的群体。为了推进他们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于天下,美国在全球谋篇布局。一方面在欧洲建立北约组织,逐渐向东推进,直至苏联本土;另一方面在西太平洋构建其包围中国的封锁链。二战后日本战败,美国直接设有驻日美军;1950年代初期出兵朝鲜半岛,最后在南韩建立军事基地;1970年代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再加上本就交好且一直合作的台湾地区政权。尽管越战结束美国未能实现对越南的控制,但事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美国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想构建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与包围,事实上若把今日南太平洋诸岛国形式通盘考虑,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不利局面。美国的意图是:往北推,直至苏联本土。所以,一旦台海战事发生(当然,我们希望和平统一),美国就会切断马六甲海峡通道,破坏向西的“一带一路”,完成对中国的围困。战争若速速解决便罢,若僵持下来,外边的物资,特别是粮食运不进来,必然再度挨饿受困,很可能不战而自我内部先行崩溃。所以,必须保护耕地,保护庄稼,做好粮食的战略储备。实际上,就国际粮食市场而言,经过战后七十余年的经营和布局,多半数已为美国掌控。包括国际粮食价格和进出口规模。世界的游戏是由他们制定的。

  国家之所以提出“粮食安全”问题,而且是置于战略高度来考虑。我想,自有其道理。明末顾炎武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公民一介,虽身微,但亦应存人生道义,且不能不居安而思危。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氛围之中,这一点,不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概莫如此。所以,我们很难疏离自我的生存场域,有时不得立于自己的场域思考问题。客观、中立的道理谁都懂得,但客观中立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群、一些国家、一些组织拿来作为谋求自我利益的工具。

  笔者觉得,全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对“糟践庄稼”“浪费粮食”的零容忍态度。这是一个健全且健康社会的应有内涵,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起码人生态度与基本素质。我们得首先保证自己不挨饿,然后才能腾出手来,帮助他人。

  昨日登出一文(《秀穗麦棵作饲料折射出我国目前社会设计的深层危机和价值观念混乱》),引起全国许多读者讨论。其中,有朋友发来如下一段“戏言”:

  有一种观点认为,割青麦的主要是奶牛饲养场。所以,批评这件事,喝牛奶的人要慎重,应该算算细帐,从生产牛奶的角度看,是让麦子长熟了入库再运到饲料厂做原料好(麦秸基本上就不能做饲料了),还是麦子灌浆结束后紧帖地面把麦秸麦叶麦穗一起割下来做青储饲料好?如果问产奶的奶牛,它们会选择后者。要尊重牛意。

  虽为戏语,但也发人深省。所以,就当前毁麦事件而言,我们究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还是从“牛道”主义出发?值得大家认真琢磨。

  202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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